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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2019被确定为"基层减负年" 给基层减负到底怎么减?
    2019-03-12 09:03:24   来源:侠客岛
      呼吁多时的给基层减负,终于迎来一个重要通知。

      3月11日晚上,中办印发的《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通知》全文公布。《通知》说,2019年要解决一些困扰基层的形式主义问题,切实为基层减负。

      而2019年正式被确定为“基层减负年”。

      出击

      十八大以来,中央狠抓作风建设。四风中的两个,即享乐主义、奢靡之风已经大为收敛,但这两年,形式主义、官僚主义却屡禁不绝。尤其反映在基层治理上,因形式主义、官僚主义造成的基层干部负担过重、压力过大的问题,已经严重影响基层正常工作的开展。

      比如督查检查考核工作太多太滥、文山会海重新回潮、痕迹主义代替工作实务等等问题,侠客岛曾多次发文,基层的岛友也是踊跃留言,但不少基层干部依然困惑:“为什么一直在提,我们基层却从来没有变化?”

      去年10月,中办印发《关于统筹规范督查检查考核工作的通知》,对督查检查考核工作明确监督主体,提出要压缩50%以上督察检查考核事项。

      这次的《通知》,是继去年之后,中央对形式主义整治的又一次重拳出击。

      心态

      那么,基层干部的心态又是怎样的呢?

      岛叔在基层调研发现,绝大多数基层干部真是任劳任怨。客观而言,这几年基层承担着三大攻坚战的任务,绝大多数干部是理解的,也是愿意为此付出的。在岛叔调研过的多个贫困县,几乎都有倒在扶贫一线的基层干部——他们或因劳累过度而倒在工作岗位上,或因意外倒在扶贫路上。

      但给基层干部负担最大的,很大程度上是精神负担,是累死累活还得不到承认的受挫感。

      他们抱怨的是,做实际工作的同时,为什么要花大把的时间去做一些无用功?比如一些“痕迹主义”的工作、天天填表汇报,仅仅是要向上级证明自己做了事而已。而上级来督查,非要挑毛病,有时是“鸡蛋里挑骨头”,甚至挑的问题根本不照顾基层治理规律。

      “我干了这么多工作,为什么上级来个督查就能轻易否定?”这种挫折感,来自于频繁的督查检查考核,根子上是源自上级的不信任。久而久之,基层干部就会产生内心抵触感,但慑于行政等级,又不得不虚与委蛇,应付了事。这其中,便产生了形式主义。

      形式

      人再怎么三头六臂有能力,总是超不出24小时。

      就岛叔的观察,当前的乡镇、街道一级的基层,至少有一半的时间精力花在开会、整材料、陪同上级督查检查考核等“内务”上,真正的工作落实和为民办实事等“外务”工作,倒没多少时间精力了。

      长此以往,基层党委政府“悬浮”于社会,基层干部脱离了群众。这种眼睛向上,也助长了扭曲的政绩观。比如,一些醒目的、标示性的政绩工程,广受某些基层领导喜欢。

      岛叔这么多年做田野调查,跑的基层不算少,几乎每个地方都有自己拿得出手的“点”。这些所谓的“点”,或虚或实,但无一例外,都是供上级参观的。而那些会做材料,或琢磨上级意图搞“点”的基层干部,的确也颇受重视,晋升得也快。

      岛叔看过太多让人哭笑不得的形式主义问题,比如迎检的“游戏”。

      但凡上级有领导,尤其是重要领导来视察,下级就得布置好场景,设计好路线,甚至还要模拟一遍。有一个乡镇为了让“大领导”视察时满意,县委主要领导亲自“踩点”,还特意选一个样貌憨厚却能说会道的干部做“托”,到时扮演成老百姓和领导交流。原因何在?主要是上级领导的视察更像是一场仪式,是否看到真实情况倒是其次的。

      一些领导还讲究排场,不能出意外——要是视察过程中出现了农民上访之类的事情,不仅下级尴尬,上级也觉得扫兴,嫌下面在找事。

      其实,要减少基层负担,首先要上级主要领导和领导机关以身作则。否则,上面搞官僚主义,下面就会出现形式主义,基层负担就会源源不断产生出来。所以,这次《通知》指出,调查研究、执法检查等要轻车简从、务求实效,不干扰基层正常工作。这是非常有针对性的措施。

      原因

      其实,作风问题仅仅是产生形式主义、官僚主义的直接原因,深层次的原因还是基层治理任务重与治理能力较低之间的矛盾。

      黄仁宇在《中国大历史》中反复强调了传统中国的一个现实:大国治理却缺乏数字化管理能力,因此产生诸多问题。也就是说,在一个大的疆域中,上下级之间的信息沟通是现代化治理的基础。

      但实际上,在信息传递如此高效的今天,上下级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依然严重。本质上,督查检查考核主要就是因为上级没能对基层信息充分掌握,而产生不信任。从另一方面讲,上级如果掌握不了基层信息,就无法实现其控制权,治理目标也就无从谈起。

      解决上下级间的信息不对称,主要有两个办法。

      一是适当分权。客观说来,基层负担重其实是常态。这是因为,我国是一个赶超型的后发国家,基层承担了大量的国家建设任务。比如,上世纪八九十年代,基层主要工作还是“收粮派款、刮宫引产”,件件都是今天看起来与民争利的“硬骨头”。但岛叔访谈经历过那个时代的基层干部,他们都觉得那时的工作虽然累,却很有干劲。关键是因为,当时的基层有自由裁量权,上级一般只注重关键指标的结果考核,并不过多干预基层工作。基层只要做出了实绩,就会有回报——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。

      当然,那个时候粗放型的管理造成了很多问题,制造了不少矛盾,但在上下级关系上,分权与信任是调动地方积极性的重要基础,只不过现在必须要强调在党纪国法的轨道上体现分权和信任。

      二是技术治理。这些年,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,技术治理在治国理政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。比如,“最多跑一次”,让信息多跑一点,群众少跑一点,都是技术应用于社会治理的成功案例。还有,各地建立的大数据平台,在精准扶贫、低保等工作中发挥了积极作用。通过信息化技术,上下级之间的信息沟通变得更为通畅,自然会让基层减负。

      然而,需要警惕的是,技术进步并不必然带来治理绩效的提高,如果官僚主义问题不解决,它还可能加剧形式主义,增加基层负担。

      举例而言,利用微信群布置安排工作已成为基层工作的常态。但基层干部往往身兼多职,有时连微信都看不过来。又比如,网络视频会议和电视电话会议本是个节约会务成本的好办法。但是,很多基层干部反映,自从有了这个会议技术,会务成本降低了,开会的次数反而多了,同一个事情,非得开好几个会议,不然体现不了重视程度。

      这次《通知》规定,“不得以微信工作群、政务APP上传工作场景截图或录制视频来代替对实际工作评价”、“少开会、开短会、开管用的会”、“上级会议原则上只开到下一级,经批准直接开到县级的会议,不再层层开会”等,非常有针对性。

      人才

      说一千,道一万,基层减负最终还是要着眼于基层干部,为基层干部创造敢于担当、善于作为的空间。

      《通知》这样说:“坚持严管和厚爱结合,实事求是、依规依纪依法严肃问责、规范问责、精准问责、慎重问责……有效解决问责不力和问责泛化简单化等问题”,提出要“有效减轻干部不必要的心理负担”、“切实保护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,为担当者担当,为负责者负责”。

      都说得非常好!

      岛叔在城管、公安等执法机关调研时,基层干部都开玩笑地说要是不背负几个处分,就不能晋升。玩笑归玩笑,但说明一个道理,“人无完人”,看干部同样要区分“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”的关系,大德不亏,人用其长。对于干部在工作中的失误,同样需要用“三个区分开来”的标准仔细辨别,避免随意问责,“一棍子敲死”。

      在岛叔的调研中,很多基层纪检干部都说,约谈并不是为了处分干部,而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干部。这种关爱干部的理念,尤其应该坚持。

      总之,给基层减负的目的还是要激发基层的工作积极性,点燃基层干部干事创业的热情,推动实际工作。毕竟,我们事业的成败,关键还在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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